倚天剑

上汽自主研发的真相（上）

文/刘涛

上汽技术中心里的两代人

    在上海有一个以汽车设计师为主角的圈子，身为上海大众设计中心外型主设计师的邵景峰是里面的活跃分子。出生于1976年的他被认为是上海大众设计中心最为帅气、阳光的男士，这种气质与他笔下的作品帕萨特领驭、POLO劲情、劲取等很是一致。此外，就职于意迪雅工业设计（上海）有限公司的主设计师罗冬飞、上海汉风汽车设计有限公司数字设计部经理朱理文、泛亚汽车设计中心的杜宝楠等人也是各种聚会的热心筹划者。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多年龄相仿，彼此之间可能交织着同乡、同学、同事的关系。此外，这些人大多还曾经或正在有着一断共同的职业生涯——他们曾供职于上汽集团。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吉工大是全国惟一一家开设汽车车身造型专业的学校。在学校，罗冬飞比邵景峰长一级，他们的专业都是车身设计。那时的罗留着一头长发，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天能成为意大利著名汽车设计师乔治·亚罗式的人物。带着这个梦，他搬出了宿舍，每天都在自己租下的小屋里翻看大量国外资料，不停地画着各种汽车草图。而邵景峰不仅国画、毛笔字功底扎实，而且经常会跑来和罗探讨汽车设计、画图的技法，是95级学生里最勤奋的一个。

    除了吉工大，全国陆续开设汽车专业的高校还有清华、同济、合肥工大、武汉工学院等。但处于八九十年代的学生们对于当时的自主设计印象只能用“一片落寞”形容。虽然很多学校守着汽车整车厂，学生们也经常能有到整车厂实习的机会，但除了工厂里轰鸣的机器，他们看不到什么耀眼的轿车设计项目。1998年，罗冬飞毕业时“苦于实在没有合适的位置，”选择了天津摩托车设计中心。他觉得灰心、无奈。第二年，邵景峰选择了加入上海大众汽车设计中心，但他的同学里从事汽车设计的连1/3都没有，大多去做了广告、装潢、电子产品的设计开发。

    即便如此，时代赋予他们的机会已经比长他们十岁左右的一代人好了很多。现任泛亚汽车技术中心副总经理的刘启明1986年毕业于武汉工学院汽车专业，之后进入了以做自主开发为主要任务的上海汽车研究所。在那里，刘启明画了13年的图纸，每一张图都是长12米、宽3米，是趴在地上以和真车1：1的比例画成的。但让他至今感到遗憾的是，图纸上的车没有一辆做到批量生产，它们始终只能睡在办公室里。而这样的后果是，“从我进所第一天时师傅教我画的一条弧线，直到13年后我进入上海通用后才发现，原来这条线我画错了，它根本不能适应大规模批量生产。”刘启明说道，“那十年本该是一个设计师最重要的成长时期，但我们几乎是停滞的。”

    合资路线让中国汽车的自主设计一度陷入边缘化，但是在合资企业里，设计人员的成长并未绝对停止。同样是在198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学院的张觉慧与他的另外两个同班同学进入了上海大众。在后来的18年里，张觉慧在上海大众的产品开发部里从基层的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做到上海大众技术开发中心经理。“那时，我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的零部件配套厂来找我问，‘张工，这个图纸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我一看，也不懂。于是写报告给德国人，让他们给我们解释图纸的意思。我再和配套厂一起研究，图上的尺寸、公差、要求为什么是这样。不懂，再问。”张觉慧如此回忆他初到上海大众时的情形。即使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当蔡谦（上海大众产品工程部项目经理）、邵景峰等人进入之后，张觉慧依然觉得：“一个由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组成的团队，是无从谈全新的自主设计与开发的。自主设计能力的培养必须一步步地走。”

    以邵景峰为代表的70年代设计师们压缩了前人的成长历程。刚到上海大众时，邵被分到了内饰设计部。10天后，他找到时任上海大众第一任总设计师Klemens Rossnagel，表示希望调到外型设计部。 Klemens Rossnagel说：“没问题，一个星期内给我画一辆你的梦中之车。”在后来的几天里，邵景峰一边攻口语，一边画了100多张草图。最后，Klemens Rossnagel看到了一款充满动感的车，这种动感不是来自车身的弧线，而是把一个硕大的显示速度的秒表镶在了车身表面，让每一个旁观者都能体会高速驾驶的兴奋与乐趣。

    邵景峰如愿以偿到了外型设计部，但让他有些意外的是，他首先面临快速提高的是要学习自认为很擅长的画汽车效果图。在设计师之间，设计草图就可以相互交流，但当把方案拿给领导展示时，就需要画出和照片一样逼真的效果图。Klemens Rossnagel亲自给一批刚刚进入企业的年轻人演示如何画汽车效果图，画面上的玻璃反光如何表现，车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光，光影该怎么走，怎样在图纸的正反两面擦色粉等等。当一张照片似的效果图完成后，邵景峰被这种画法震撼了。

    2000年，上海大众设计中心迎来了第二任德方总设计师Roland Sternmann。三年后，当Roland面对自己的接任者时他已经可以自豪地说：“Stefan，看我的设计师，已经达到狼堡（大众在德国的设计中心）的水平了。”

    然而，在这三年里是什么让上海大众里的中国设计师们得到了这样高的评价？当然不是几张照片似的效果图和一些永远不会投产、只做练手之用的油泥模型。事实上，在一直被认为遭到高度技术封锁的合资企业里，中国设计师们成长的空间与可能性决非来自他们个体层面的争取。

上汽自主研发的真相（下）

上汽集团的争、改、创

    在汽车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90％的合资企业是扼杀自主设计、研发力量的禁地，但一个堪称经典的例外是上汽与通用合资成立的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泛亚对自主设计权利的“争”是出了名的。“其实，泛亚这个机构首先就是争取来的。”刘启明说道。

    1997年，上汽集团通过与上海大众的合资意识到了外资对培育自主设计力量的约束，于是上汽把成立技术中心作为与通用合资的先决条件。以至于泛亚的筹建要先于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一年启动。“通用设立泛亚这样一个机构，有这么多人在这里，肯定要拿活给我们干。只要有活，就能培养人。”刘启明说。200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汽车工程系、后出任同济机械学院副院长的高卫民开始担任泛亚中方的负责人，他为外方争取权利与空间的一系列做法得到业内的称道。比如，“争权”首先要“制造理由，证明能力”，自制面向老外的洗脑片等等。

    而长久以来，有关上海大众的一个说法是，中方即使要改动一个螺丝也需报批大众集团总部。在圈子人士的聚会里，邵景峰经常会被问道：“你们上海大众的人都在做些什么？是不是只能做改改螺丝帽的事？”邵景峰和他的同事们为这种误解感到郁闷。其实近年来，上海大众的中方在技术上的话语权与说话的底气已经今非昔比。“这其中很大程度上与陈虹从上海通用总经理升任上汽集团总裁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位上汽的内部人士说道。在陈虹看来，上海通用能做到“全球选、任我改，创新车，树品牌”，同样是合资企业的上海大众为什么做不到。

    如今的上海大众在经过桑塔纳3000、帕萨特领驭之后，很可能将比泛亚先一步做到“创新车，树品牌”。在上海的设计圈子里，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2002年的桑塔纳3000项目完全是为了改而改，中方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锻炼自己的人。对此，张觉慧没有加以表态，只是表示，在桑塔纳3000以前，上海大众的开发都是由德国大众掌握的，但在这个项目中，中方做了600多项改进，中方人员已经从造型开发、样车试制、结构设计到试验认可，全部担当主角。蔡谦是桑塔纳3000造型的总设计师，他回忆说，“当时我们最缺的就是能够下手的实际项目。因此，虽然桑塔纳已经很成熟了，但我们也要用100％的精力去做。”

    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由，争取到桑塔纳的改型并不很难，但张觉慧很快又提出，帕萨特同样需要针对中国市场的改型，而且也应该由中方来做。但是，当时德方的技术负责人Roland Sternmann并不认同，他觉得当时上海大众设计中心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桑塔纳3000项目。最后，张觉慧以培训设计能力为名在桑塔纳3000项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开始了帕萨特的改型。在领驭的设计中，最让蔡谦和他的团队感到兴奋的是，在他们的草图中，帕萨特的前脸已经从过去的小U型格栅变为大U型，而这一与德国大众总部的设计师们不谋而合。此外，领驭的前脸还融入了仿生学的设计手段，即通过车头、保险杠、车灯等元素构成人脸的五官轮廓。而这些设计都与德国大众总部的设计思路保持了一致。

    领驭让上海大众的设计师们敢于在B级车上下手，而该款车的持续热销也进一步坚定了所有人甚至包括德国大众对中方设计力量的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款预示着上海大众全新产品战略的车型“哪吒”应运而生。以“哪吒”为元素的创意来自来一个辐条像火焰似的车轮设计，面对这张图纸，邵景峰立刻想到，踩在风火轮上的不就是哪吒吗？不过，和前两次改型相比，中方设计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设计本身，而是如何能让这款以“哪吒”为主题的中国车得到德方的理解并同意立项。为此，邵景峰和他的同事们决定自行制作一个有关哪吒的3分钟短片。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大家开始动手找软件、学编程，搞制作，还请了一名正在技术中心实习的德国大学生为片子配上了绘声绘色的德语旁白。

      2005年5月15日，面对上海大众执管会领导和德国大众造型总设计师GUENAK，上海大众的设计团队进行了有关全球概念车发展方向和上海大众为什么要做一款概念车的两轮PPT介绍。当大家有点犯困的时候，3分钟的《哪吒闹海》播出了，设计师兼任导演、德国旁白一起上。德方人员津津有味地看完之后，当场决定为“哪吒”立项。

    “‘哪吒’代表着上海大众在整车自主研发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在这个思路下，将会有一系列全新意义的产品不断推出。”蔡谦说道。

    泛亚、上海大众已经从闭关修炼发展到出关并创造新价值，但在中国的众多合资企业中，他们具有普遍意义吗？在泛亚工作多年的高卫民坦承：“泛亚不代表大多数，它只是一个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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